这里所谓的间接的方式，是指在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在未有其他外在因素介入的条件下，因行为而径直导致这一死亡结果，这是一种间接而且是透过事件的流程（indirecte er per accidens）所确定的意志。

作为可行的话语赋权之路，通过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将专业法学、精英司法和大众媒体的话语系统建设坐地落实，从法学教育、法律职业和法律话语传播体制整体改革着眼，予以明确规划。李维汉在一次探访时，毛泽东向他感慨：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8]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法学家既是政治法律实践的谋划者，也是学术系谱的传承人，更是大众法意识的培育师。从最初作为区域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方向，发展到如今的综合交叉学科，海外中共学越来越重视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进行微观实证分析。当法学知识生产有了一定的积累，法学自主性的要求必会出现，但抵制西方法学话语霸权的口号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反而有可能加剧思想迷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归属于动态的历史实践范畴，是法治理论创新与意识形态坚守相互缠绕、不断博弈以求均衡的复杂过程。

但由于移植知识很难转化为符合大众口味的话语，法律专家的意见总是时不时地与普通人代表的公众舆论发生激烈冲突。温云水：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章程比较研讨会简述，《党校科研信息》1987年第1期，第4-6页。如何理解这里的没有规定是关键。

考虑上文所提及的四种体系化方式，本案并无有效解：(一)阶梯系属的内部体系化方案，无效。另一方面，第21条又的确对涉外结婚条件的法律适用没有作穷尽性的规定，立法者显然在构造本条的系属时忽略了婚姻缔结地与当事人双方国籍、经常居所地的分离。{8} 另一方面体系化的宏系属的存在可以静态的、有限的立法规则为司法提供解决鲜活实践可能出现的所有现实问题之法条依据。当然，在现行规则框架下并非不存在解题方案，但如此得到的解题方案或者已经超越了规则的指引，而可能陷入违法或非法的境地，或者所得到的结果并不合理。

因此，附条件地引入更密切联系例外，将其提升为相对一般的矫正性系属，是解决《法律适用法》第21条进一步存在的瑕疵的方法，同时也是一国系属在纵向维度深度体系化的方式。体系化的系属应具有尺度上的完全性、结构上的层次性，以及功能上的整合性。

四是在多法域或联邦复合法律制度下作为选法指引(Pointer)。而婚姻缔结地法和法院地法则更多地是基于法理推理和实践惯性。或者当事人在其他地方缔结婚姻。作为明证之一即是，系属的层次化或阶梯系属的大量采用和广泛适用。

(四)援引矫正性系属，也无法发挥矫正的功效。据此，如果按照实质标准对第21条的阶梯系属进行补全的话，似可将所有这些系属编排起来承接上游系属，形成体系化的、同时也是冗长的阶梯系属。毕竟，原则作为最一般和抽象的规范，应当是在法无规定，或虽有规定但存在冲突和歧义，以及在适用中存在两种或以上的解释时，才适足以积极而为。或者，援引一般的原则性系属进行更密切联系矫正。

适用婚姻缔结地法的做法，就是如此解题。此时，该合同应如何适用法律？ 依我国法律适用规则，本情形所涉法律问题为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根据《法律适用法》第41条之规定，当事人可以首先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1条导致的法律适用困境，可倒逼出冲突法立法的系属整体在宏观上的体系性瑕疵。[16]我国司法解释在此处只是将更密切联系作为一种具体的矫正措施来处理，事实上，有学者将更密切联系的适用较为周全地概括为五种情形：一是作为涉外合同或涉外侵权法律适用的推定或例外(Presumption and escape)。

但此种矫正的功效有限：一方面，它仅针对规避性质的候鸟结婚有效，且被限定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14]。如此，在我国系属的体系化考量中。[12]条款原文终端系属的表述是：没有共同国籍，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姻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法律适用的合理性可以从具体和抽象两个角度进行结合考虑。我国现行立法基本如此，略有改变之处即是引入了特征性履行方法[18]。二是，阶梯系属在法律适用的设定上应当是收敛性的，即通过降序排列，最后必须有且只有一种法律选择的确定状态，否则，就会出现开放性选择、无法确定法律适用的困境。

在此特殊情形下，将出现选法僵局，案件将无法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或者不得不替补适用法院地法，以弥补单一系属指向的法律不能适用的状况，从而认为完全丧失了最好法律的适用[7]。

通过这个原则化的系属，诸如第21条及其类似条款的残缺系属就能够得到全面解决，且无需对兜底条款适用前提作任何扩张性解释。最终，革命结晶出的方法态的重力中心说转化为原则和规则化的最密切联系，从而完成了对传统系属的现代化改造。

之所以作此种安排，一方面是因为共同住所地法在实践中也是合理性仅次于共同经常居所地法的属人法。二是将最密切联系设定为合理的兜底系属，解决挂一漏万的情形。

形式化的属人法是指国籍国法，实质上的属人法则是指住所地法，以及在对住所地法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惯常居所地法和经常居所地法。从国籍国法到住所地法，再到惯常居所地法和经常居所地法，推动此种属人法不断精细化的根本动力即是法律关系主体在现实中的生活中心[11]。以上法条均援引自邹国勇译注：《外国国际私法立法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页，263页，310页，342-343页。3.原则上应排除法院地法。

[4]《法律适用法》第23条：夫妻人身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立法应当具有前瞻性和能动性，它应当预见尚未、但可能出现的问题，并预留解决之道，而非被动地对现实问题亦步亦趋。

第二层次，应设定矫正性的例外系属，依主流之做法，可将更密切联系例外作出规定。[8]我国法院曾经在审理一起海商案件时，涉及对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固体散装货物安全操作规则》是否属于国际惯例的定性。

简言之，婚姻缔结地法是立法上呼之欲出而未出的、言未尽意之处。有的将其理解为纯粹的平行关系，即法律选择或此或彼。

邹国勇译注：《外国国际私法立法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5页。就此而言，一个完善的体系化系属是必要的。二、解析：残缺系属的体系补救 冲突法立法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化约为系属的进化历程。参见兴利公司、广澳公司与印度国贸公司、马来西亚巴拉普尔公司、库帕克公司、纳林公司货物所有权争议上诉案，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大全(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0-1243页。

邹国勇译注：《外国国际私法立法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3页。方式之一即是对残缺系属在具体构造上进行个体性的体系化补全，使残缺系属转变成为完整系属，这是在特定阶梯系属内部的体系化改造。

虽然通过特定的方式最终能够解决案例，但很可能远离了有法可依的解题要求。消极的态度严守一般原则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尺度，即在法律规则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尊重并适用之，而不在既有明确规定的基础之上援引一般原则置换之。

See Symeon. C. Symeonides, Codifying Choice of Law Around the World: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p.286. [14]如关于我国的法律规避禁止制度，就仅限定在双方单边规避我国法律，且规避我国法律中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的范围之内。根据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何舜珠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曾立言系中国公民，住所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双方在内地结婚。

(责任编辑：黄灿)